【不了情:張愛玲逝世20年特載外一章】聯合報 副刊 2015年10月3日
難怪張愛玲這篇自傳特別記下了這一筆：「此地的出版商似乎都認為兩部小說所有的人物都令人起反感，就連窮人也不例外。有一位Knopf〔克洛普夫出版社〕的編輯來信說：『如果過去的中國是這樣糟，豈不連共產黨都成了救星？』這樣我與某種奇異的文學成規是相違背的：視整個中國人的國度都是滿口格言金句的孔教哲人 ── 這在近代文學裡其實是非正統的。也因此當前對中國的兩極看法有另外的一種是：彷彿那裡還是同一批的哲人，只是統治者改為後天養成的共產黨員。」退稿信是1957年的，被退的是《粉淚》，她在1964年10月16日給夏志清的信念念不忘地提及這事。自傳後面說了很多中國的家庭制度與五四文學對它的攻擊，幾乎都在嘗試說明外國人理解中國的刻板繆誤：離不開伏爾泰式對老中國的理想化（她自己的用語是“chinoisere”，西方想像的「中國風」）或是冷戰模式的反共思維 ，非黑即白的── 她這樣被誤讀是不公平的：「我更在意的是那夾縫中的數十年，那些崩壞與最終憤怒的、混亂與尷尬的個人主義的年代，在過去數千年與要來未來的無數個世紀之間，短得可憐。」
World Authors 1950-1970並沒有提到張愛玲再婚後1956年9月20日在美國第一篇單篇發表的英文短篇”Stale Mates: A Short Story Set in the Time When Love Came to China”（〈老搭子：愛與中國相遇時的短篇小說〉，中文本是〈五四遺事〉，1957年1月20日刊登在台北的《文學雜誌》）。那是在The Reporter（《記者》）雙週刊，那一期有一篇名為 “Who-What-Why-”的文章，有簡介張愛玲，有幾句話說得比她自己說的更簡潔：「愛琳張的短篇小說發生在中國歷史上某種括弧的時期，介乎以封建與滿清風俗為基礎的舊秩序與毛澤東的新政之間」（頁8）。中文的讀者當會讀出張愛玲擅長的是1949年前的中國，但「面對著堅實如語言障礙的種種障礙，被逼要說理與說明」的張愛玲通篇地談中國，卻又矛盾地坐實了外國人眼中張愛玲的另一種「中國風情」。World Authors 1950-1970各打五十大板式的結語指出那些將張愛玲的作品視為給冷戰添柴點火的人無疑把她捧得太高，但相反，把當代小說當作革命的政治服務的人又過份貶低她 ── 儘管她的作品最好的時候，「達到了超越時間與地域的普遍性」。透過洋人的鏡片，有一段，張愛琳／張愛玲的形象是：「愛琳張的不變主題是家庭將個人打壓得支離破碎，直到他不想逃脫為止」，評介最後對張愛玲寫自傳時候尚未得以出版、所以也沒有點名提及的《北地胭脂》有很短的評語：「雖然感覺是有點閹掉了的氣弱 ，小說描寫了垂死的社會制度以及這種災難對個人的摧毀，仍然是很富啓發性的」，評價的重點依然回到文學的中國社會學──這樣的讀法當時恐怕不是孤例。
如果歷史能夠用未來式來讀，1966年，照片中的張愛玲將要離開華盛頓，賴雅當時已經癱瘓了兩年，她將要隻身去俄亥俄州的邁阿密大學當駐校作家，一年後她將流徙麻省康橋，開始《海上花列傳》的英譯，此時的她曾一年之內歷經懷孕、墮胎、再婚（1956年），經濟也不穩定，她當時並不知道，她的流浪小說《北地胭脂》 輾轉兜售，隔年1967年始得在英國出版，而且幾乎沒有評論。她後面的英語翻譯或創作如The Young Marshal（1959年開始醖釀，2014年9月未完成的英文本附著別人翻譯的中文本《少帥》在台北出版）不是沒完成就是生前都不能出版。她可能的作品，據司馬新說應該包括Corpse Driver《殭屍車夫》（宋以朗則說應該是《趕屍人》）與Bridge of Filial Piety《孝橋》。至於司馬新另外提到的The Shanghai Loafer，內容張愛玲自己有清楚交代是就是中文本的〈浮花浪蕊〉：「『浮花浪蕊』起先用英文寫，原名『The Shanghai Loafer』（上海懶漢）」，見《皇冠》雜誌1983年4月總350期的〈『惘然記』二三事〉頁99 ──這篇文章收入1983年6月出版的小說集《惘然記》時改題〈惘然記〉，也刪去了引文這一句，所以她好友宋淇的兒子宋以朗（張愛玲文學遺產的執行人）並沒有看見，一度以為那是〈色，戒〉的英文本，倒是後來他從張愛玲致他父親的信件中推論出同一答案來（見《宋淇傳奇：從宋春舫到張愛玲》2014）。
